今天的日本人

经济的泡沫消失了，原来的方向已显得迷朦，曾经激励日本人努力的精神支柱在哪里？这个民族何去何从？请看《编译参考》上的载文——

无家可归的岛田今年65岁了。白天，他挣扎着干些建筑上的活儿，挣得60美元的收入（其中一半进了流氓招聘人员的腰包）；夜里，和人数不断增多的经济衰退的受害者一起，睡在大阪车站台阶上的纸盒子里。尽管如此，他仍整天穿着西服，打着领带：“因为我出生在大阪，不知哪天我也许会碰上熟人呢。”晚上，当他钻进他的纸盒住所之前，仍要脱去鞋子。在日本，进入家里之前，人们都要脱去鞋子，就是当你无家可归时，也不例外。

日本在忍受折磨，其经济在萎缩：在1998年财政年度中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2．4％，是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；同时，它也拖垮了亚洲的其它地区。日本银行的恶性债务积累相当于整个英国的经济，随着衰退趋势的旋涡似恶化，来自华盛顿、北京和其它各地的消息震耳欲聋：“停下，停下。”可日本无法停下，它仍在波动之中。人们传统上觉得，日本人生活得太舒服了，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社会的衰落。可是，经过长达两周对各地咖啡屋、弹子房、学校、酒吧和火车站等地的走访和了解，我们发现，事实并非如此：这个民族其实正处在恐惧之中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切；所有方面的警示灯都亮着红色，可却没人准备出来控制局面，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。

日本这个把自杀视为一种艺术的国家，现在仿佛被锁进了一个民族死亡的旋涡，稀奇古怪的事接连不断，似乎预示着大病的爆发。想一想曾横扫日本的秘密投毒浪潮吧：1998年6月，在若山辖区，由于食用了节日上带有砷的咖哩佳肴，致使4人死亡，63人被送进医院。警方报告说，自该事件发生之后，已有34起类似事件在全国出现。在外人看来，日本也许显得安逸而平静，但仔细观察，你很快就会发现，在这平静的外表下面回荡着忧虑和不安。

岛田就很害怕。他每天晚上都在车站南出口处的同一个地方睡觉，并且，为了寻求保护，还和睡在两边的人都交上了朋友；他身边带有一塑料瓶的烧酒，用来壮胆，虽然眼下寒冬之夜已过，但他赖以栖身的纸盒子已成了他的囚室，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这个牢房。

从大阪车站出来，坐10分钟的出租车，便可到达大咖啡屋。这是一家坐落在娱乐区里的地下俱乐部，宽敞的椭园形房间里，亮着桔黄色的灯光，房里荡着柔和的电子音乐。这里是时装模特光顾的地方，也是大阪的热点之一。

斋滕认为，他已看穿了日本的问题所在。他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，喝着不含酸橙的墨西哥啤酒，说道：“现在已没有谁还有梦想了。”接着他又说：“20年前，人们的梦想是买一幢房子、一辆汽车，现在，这些东西我们都有了，你看看你的周围，”他指着身边衣着讲究、表情冷漠的人群说，“人们现在要寻找的是一个能给他们安全感的所在，一个能把他封闭起来的茧式住所；他们害怕去开创未来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了的社会。”斋滕今年32岁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开着一辆灰色的PORSCHE牌汽车，眼下，正在大阪的富人区为他和他的妻子整修一所公寓。“就是我本人也同样没有什么梦想，对此我感到很惭愧。我先是离开了学校，然后开始工作。我现在已没有追求的目标了。”

在日本，“忍”字当头。——可这条大船已失去了前进的方向。作为一个整体，日本从来就没真正明白如何去进行自我更新——如何向美国那样向西部开拓，或像中国那样朝沿海发展。作为一个民族，日本一向循规蹈矩，在此模式下，它达到了在经济上与西方抗衡的目标，但下一步呢？它却迷惘了。在以工业流水线为模式的体制内，人们已不习惯有自己的思想，这样，便也没有了改革的倡导者，更没有了超越束缚、拥有自由意识的先锋者。虽然日本首相像实习生一样来去不断，可制度永远一成不变。这个社会已衰退到了剧作家塞尔·贝克特笔下的那个世界——在那里，每个人都在期盼着一个领袖的出现，但每个人又都知道，这样的领袖根本就不存在。20世纪在走进尾声，可日本却没有了方向，这个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已是筋疲力尽，不仅丧失了想象力，甚至，除寻找一条缓慢、体面的崩溃之路以外，它已看不到别的出路。

可也许，正是这一点里，还蕴含着一线希望，一个通向崭新日本的惟一途径：崩溃——毁灭——新生。27岁的小林是广岛一名家庭主妇，眼下她正怀着她的第一个孩子。拜访她时是一个周日的下午，她丈夫外出给邻区的一场足球比赛作裁判去了。去年夏天，丈夫曾带她去欧洲逗留了一周，观看世界杯比赛。她那位要求不高的丈夫对这种生活非常满意，他在NEC下属的一家公司上班，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失去手里的饭碗。可小林的看法却不同：“在我们父辈那一代，向来是丈夫工作；可现在我们必须准备随时面对丈夫遭解雇的可能。”她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，但这并不能抹去她谈话中所透露出的无情现实。不久前，当地的一家啤酒厂关了门，它的工人也就失业了。她怕的是，情况会变得更糟：“只有那些有过极端艰苦经历的人才知道如何生存，而那些缺少独立生存能力的人将被无情地淘汰。”

她即将临产，最操心的是要给孩子攒下上学的钱。“我知道我父母为我的教育花了很多钱，所以，我也不能降低我自己孩子的标准。”因此，她已不再购买价位800美元的时装，也很少和丈夫外出吃饭。而且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们也不会再有法国之行。（同样，东京也停止了为结束萧条而刺激消费者高消费的活动。）小林虽没有什么良策，但有一点非常坚定：“未来的经济不容乐观，所以，我们决不能娇惯我们的孩子，他们将成为能独立思考的好人。”

在日本东北角的根室，弘志岩本正玩着一种游戏机，以驱散内心的烦闷。早在去年八月中，当螃蟹提前几周断季时，他就知道情况不妙了。对于28岁的他来说，这是他在这地区捕鱼16年来所遇最坏的情况，大马哈鱼、秋刀鱼、乌贼——所有这些鱼都比以前少了，而且，他已有5年都捕不到鳕鱼了。“我们太不重视自然保护了，”他伤心地说道。

现在，他主要捕捞海胆和采集海草，尽管这两样东西并不能从批发商那儿挣到什么钱。“也许，将来我会回到陆地上来，”他脸上带着微弱的笑容说道。他知道那会伤透他父亲的心：因为老人捕了一辈子的鱼，才买下了这条捕蟹船。当然，过度捕捞已使该行业在全球内都受到了损害，而经济萧条中的日本更是减少了买鱼量，转而进口比较廉价的物品，致使它的捕鱼业显得尤为凄凉。“我们面对的是自然，”他说，“可我们向它索取的太多了。”

岩本还是单身一人：“我挣的钱养活不了两个人。”这里的女孩们已不愿和渔民约会——岩本最久的一次约会持续了6个月。

成年人不知道何去何从，学校里的孩子们更像是生活在真空之中，他们大多数人每天花上很多时间死记硬背，却不知学为何用。高度的压力滋生了学生们的侵略情绪，弱者成为群众中残忍行为的受害者。赤崎歌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害者，她之所以成为同学欺负的对象，是因为她性格恬静、胆小，而又不合群。13岁那年，有人很狡猾地在她的抽屉里安放了三片剃须刀片。为此，她无名指的腱组织被割断了，直到今天都无法伸开。他们还在她的鞋子里放上大头针，撕破她的课本，这些流氓行径使她更加害怕与人交往，更加关闭自我，缩进自己的内心世界里。

在日本国内，你根本找不到可逃避的地方，没有大的空间，也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，挫折无可避免地反弹到弱者身上，被内在化、窒息、锁死。“我虽不了解日本内部大的危机，”空崎初中的一位数学老师真岛说道，“但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里存在的危机：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。”他所在的学校共有700名学生，其中就有50名被列为“问题学生”；每个星期都会发生一次打架……投毒事件频频发生，各种毒品，如氰化物、砷，甚至人们用来为汽车保险袋充气的致命化学物，都被掺入快餐店、售货机和公共食堂的食品和饮料里。

众多日本人感到，当今的社会已无安全感可言。车间曾是战后日本的圣坛，可它今天也在崩溃之中：裁员人数不断上升，这在给由工作来定位个人存在的日本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恐惧。去年的失业率为4．1％，达战后的最高纪录，经济学家们认为，如果把所有放弃寻找就业机会的人数也算进来的话，实际的比率远不止4．1％。

38岁的青木盛云是广岛一家电视公司的职员，由于在酒吧里通宵喝酒，他满脸通红。“今年，我有3个同学失去了工作，”他压低了嗓子小声说道，好像这是件很丢人的秘密。“没人能找到新的工作，不知道工作都哪去了。”以前，青木总放弃晚上和周末与孩子们相聚的时光去加班，现在却怀疑这份忠诚是否毫无意义。眼前，那种可怕的公司“调整”——对裁员的婉转说法，还没有落到他们公司的头上，但那只是迟早的事，他已在等待之中。“每个人都明白这早晚都会发生，否则，整个公司都得垮台。”他说着，喝了一大口啤酒，“我有妻子，还有两个孩子，我感到害怕。”

像青木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。司法部最近出台的一份报告指出，奥姆教的规模又在扩大。虽然在1995年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中，奥姆教成员杀害了12人，并使数千人受伤，但政府去年却狭隘地理解宪法，认为它无权取缔该组织——这一结果使很多日本人难以置信。现在这个鼓吹世界末日为人类解脱之途的邪教，又在从迷惘的一代人中吸收新的成员；此外，它还到处散布惊慌，危言耸听。“今天，人们在交往中已无和谐可言，”32岁的小林说道。他是东京千入寺（Sennyuji）里的和尚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颂经。我们走在这座有700年历史寺庙的走廊上，他对我说：“人们在电视上问，我们僧人该做些什么来阻挡人们去参加奥姆教这样的邪教。这些问题很难回答。”高中时，他曾着迷于科幻小说、佛教和基督教的兴盛；现在，他所在的寺院属于真言宗派，该派的中心仪式是“火戒”：新入寺的和尚要点燃松枝，念上7天经文。“是的，这的确有些神秘，一旦在此方向走得太远，就会变成邪教。我认为，我们从感情上需要一个可以依赖、强有力的父亲。如果不是在这里，我或许也会加入奥姆教。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就是一名奥姆教成员，他已失踪了，现在杳无音讯。”

日本共有183886个在官方注册的宗教团体。

“发生了那么多令人作呕的事情，”日本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说道，“那些投毒者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，到了人生的尽头。”两年前，48岁的春树写了《地铁》这部非小说性读物，向人们描述了发生在地铁的毒气事件，为此他走访了幸存者和奥姆教成员。”他说：“我是个编故事的，麻原札晃（奥姆教领袖）也是；如果写故事是一种白色魔术，麻原所做的则是黑色魔术。可有时，黑色魔术也会具有吸引力，而且，其魔力非常强大。”